花鼓戏
花鼓戏，中国地方戏曲剧种，是全国地方戏曲中同名最多的剧种，通常特指湖南花鼓戏。湖北 、安徽、 江西 、河南、陕西等省亦有同名的地方剧种。在众多名为“花鼓戏”的地方戏曲剧种中，属湖南花鼓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花鼓戏艺术便有较大发展，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整理创作的《打铜锣》、《补锅》、《刘海砍樵》等剧目，深受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2008年，花鼓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剧种简介
花鼓戏，是全国地方戏曲中同名最多的剧种。其中虽属“湖南花鼓戏”最为著名。湖南花鼓戏是一种湖南省的汉族戏曲剧种 。作为湖南各地花鼓戏流派的总称。 [1]
但湖南花鼓戏却是一个笼统的剧种概念，因为湖南花鼓戏根据流行地区的不同可细分为：长沙花鼓戏（益阳花鼓戏）、岳阳花鼓戏（临湘花鼓戏）、衡州花鼓戏（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永州花鼓戏（零陵花鼓戏）等六个流派。
因此，严格来讲“湖南花鼓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地方剧种。
通常所见到的湖南花鼓戏经典代表剧目如《刘海砍樵》《打铜锣》《补锅》等实为代表湖南花鼓戏的长沙花鼓戏中的剧目。
但多数人并不能详细清楚地了解这些概念，所以人们一般所说的湖南花鼓戏其实就是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形成初期是以旧长沙府（今长沙县）为中心，后逐渐向周边县市辐射，其不只流行于长沙，在省内流传甚广，相对而言其它五个流派无论是流传范围还是知名程度来都远不及长沙花鼓戏。
因此，长沙花鼓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湖南花鼓戏的代表。
除岳阳花鼓戏之外，其它四个流派几乎都只在其所处县市或地区作代表性或象征性传承。
除湖南花鼓戏之外，在湖北有荆州花鼓戏（湖北花鼓戏）、黄孝花鼓戏、东路花鼓戏，安徽的凤阳花鼓戏，皖南花鼓戏，河南的豫南花鼓戏（光山花鼓戏），浙江的桐乡花鼓戏、包山花鼓戏、平湖花鼓戏等同名的地方剧种。
历史溯源
湖南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1818年（清嘉庆廿三年）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1862年（清同治元年），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
早期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刘海砍樵为其经典曲目，脍炙人口，一直为人们传唱。
据1981年统计，全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传统剧目 各地花鼓戏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
湖南花鼓戏，由于流行地区不同而有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衡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零陵花鼓戏等六个流派之分，其都各具不同的艺术风格。它是由湖南民歌发展形成，从一旦一丑演唱发展到“三小”演唱。各地花鼓戏的传统剧目约有四百多个，音乐曲调三百余支。按其结构和音乐风格的不同可分为川调、打锣腔、牌子、小调四类，都有粗犷爽朗、地方色彩浓郁的特点。各地不同流派的花鼓戏之间，虽彼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由于流行地域、语言风俗的不同，故而行腔各异。六大花鼓戏流派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其主要伴奏乐器都是采用的“ 花鼓大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花鼓戏艺术有较大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如《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等已摄制成影片。特别是唱遍大江南北，风靡海内外的湖南花鼓戏名剧《刘海砍樵》其脍炙人口的“比古调”唱段，深受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所喜爱。
传承保护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常德市鼎城区花鼓戏保护中心、湖北麻城东路花鼓戏剧院、淮北市杜集区大老周花鼓剧团、邵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随州花鼓艺术剧院、宿州市埇桥区花鼓戏剧团、宣城市文化馆、岳阳县花鼓戏传承研究所、衡阳衡州花鼓戏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获得"花鼓戏"项目保护单位资格。声腔特色
湖南花鼓戏的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 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 小调。有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之分，后者虽属明、清时调小曲系统，但已地方化。各种形式的曲调，都具有粗犷、爽朗的特点。 表演特点花鼓戏的表演艺术朴实、明快、活泼，行当仍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具特色。小丑夸张风趣，小旦开朗泼辣，小生风流洒脱。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拥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各种程式，诸如划船、挑担、捣碓、砍柴、打铁、打铳、磨豆腐、摸泥鳅、放风筝、捉蝴蝶等等。后期由于剧目的发展，表演艺术也有所丰富，如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一些毯子功和把子功，充实了武功表演。
行当 花鼓戏的行当分工也更趋细致，不但由“三小”发展到生、旦、净、丑，而且“三小”中也有更细的分工。以长沙花鼓戏为例，小丑又分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小旦又分正旦、二旦、花旦、闺门旦；小生又分正小生、风流小生、武小生、烂布小生、奶生子等。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各地的花鼓戏都各有一些著名演员，有长沙的何冬保（丑）、湘潭的廖春山（旦）、邵阳的王佑生（老旦）、桃源的张树生（生）、岳阳的杨伯成（丑）、衡阳的张廷玉（小生）等。
传承意义
湖南花鼓戏蕴含了各个地方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吸收了各种民间艺术的精华，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对花鼓戏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激发百姓的爱国热情，凝聚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传统剧目
湖南各地的花鼓戏剧目就有400余出，湖北有“大本三十六，小出七十二”的说法，大多是反映人民劳动、男女爱情和家庭矛盾的，例如《打鸟》、《盘花》、《雪梅教子》、《鞭打芦花》、《绣荷包》、《赶子上路》、《刘海砍樵》、《补锅》、《告经承》、《荞麦记》、《天仙配》、《酒醉花魁》等。
还有一些以喻老四、张德和为主角的戏，都以浓厚的乡土气息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因此花鼓戏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再加上语言不同，师承起源不同，流派不同，每个地区的花鼓戏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所以花鼓戏的种类也就五花八门了。
音乐曲调 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余支，基本上是曲牌联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4类：川调。或称正宫调，即弦子调，大筒、唢呐伴奏，曲调由过门乐句与唱腔乐句组成，调式、旋律变化丰富，是花鼓戏的主要唱腔。 打锣腔，又称锣腔，曲牌联缀结构,“腔”、“流”（数板）结合，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和，有如高腔，是长沙、岳阳、常德花鼓戏主要唱腔之一。
花鼓戏流派
湖南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花鼓戏流派的总称，由于流行地区不同而有 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衡州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永州花鼓戏等六大流派之分，虽然由于各地语言、风俗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六大花鼓戏流派采用的主奏乐器都是 “花鼓大筒”，这也是各路花鼓流派均同属“ 湖南花鼓戏”的重要体现。
2018年11月28日，湖南师范大学的花鼓戏项目入选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名单。[2]
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是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首，是湖南花鼓戏的代表。狭义的“湖南花鼓戏”即是指“长沙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流行于湖南省的益阳、南县、沅江、桃江、西湖（洞庭湖旧分西、东两区）、长沙市区、宁乡、湘阴、望城、浏阳、湘潭、株洲等地。80年代前后，岳阳地区的岳阳市、汨罗和临湘县，娄底地区的双峰、新化和冷水江市，以及体陵、攸县、株洲、酃县等地均建立了演唱长沙花鼓戏的专业剧团。相邻的湖北省通城县剧团也唱长沙花鼓戏，截至1985年剧团精减之前，全省100多个剧团中，有33个剧团演出长沙花鼓戏，成为湖南地方戏中剧团最多的剧种，流行地区已扩大到长沙、株洲、湘潭、娄底、益阳、岳阳、常德等地市所辖全部或部分县(市)，湘西边远的新晃县剧团，80年代初也曾唱过长沙花鼓戏。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花鼓灯）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
在地花鼓阶段，是从“两小”(小丑、小旦)到“三小”(两小加小生)，再从“三小”发展到多种角色。但以“三小”为主，至今仍是长沙花鼓戏的重要特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中，有大量的小戏和折子戏，是最有特色和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小戏包括“对子戏”和“三小戏”。小戏大都是在山歌、渔歌、小调、地花鼓、竹马灯等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折子戏则是大本戏中经常作为单独演出的，都是长沙花鼓戏中最流行的剧目。新中国成立后，依靠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长沙花鼓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改编。重点加工整理的有《刘海砍樵》、《芦林会》、《阴阳扇》、《南庄收租》、《刘海戏金蟾》等五十个剧本。
在音乐中属于“曲牌联缀体”，联缀的方法是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和保持唱腔布局统一协调的要求，将同基调的多支曲牌联接起来，达到刻划人物、展现剧情的目的。但在表现手法上，辅以板式变化，以弥补曲调之不足。
长沙花鼓戏的声腔分为“川调”、“打锣腔”和“小调”三大类。前两类称为“正调”，有较固定的声腔格式、旋律特点；后一类的曲调旋律、节奏、调式都变化较大，基本上各自保持原来的民歌结构。长沙花鼓戏的过场音乐，曲调来源于民间歌曲和古典的曲牌。长沙花鼓戏在“三小”的基础上发展了生、旦、净、丑诸行角色。但小丑、小旦、小生仍代表着本剧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小丑分为褶子丑、短身丑、官衣丑、烂布丑、奶生丑等。长沙花鼓戏的伴奏乐队，分文武场面。文场有大筒、唢呐。大筒是主要乐器，形似二胡，以竹筒蛇皮制作，音色清亮而浑厚，伴奏时用于托腔保调；唢呐分大唢呐和小唢呐，主要用于吹奏过门。武场有堂鼓、大锣(苏锣)、大钞(汉钞)、小钞和小锣。击拍的是“可子”(即长方形的梆子)。
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创作上演的《刘海戏金蟾》一剧应邀赴美国演出，美国观众为之倾倒，其后，该剧又赴瑞典、丹麦演出，引起轰动。而长沙市花鼓戏剧院也在1989年携《海哥与九妹》赴日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蜚声海外。另外，邻近的省份也有些演出团体在演花鼓戏但只是名称相同，其音乐、道白和表演没有渊源关系。而在台湾则有复兴剧闭和再兴花鼓戏团演出长沙花鼓戏。[3]
岳阳花鼓戏
岳阳花鼓戏，是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一， 起源于清嘉庆癸亥年间（1803年）的临湘境内龙窖山下的桃林河流域，在临湘称“ 临湘花鼓戏（嗡琴戏）”，在岳阳县称“岳阳花鼓戏”、流传到湖北的 通城、 崇阳两县改称 “提琴戏”。主要流行于湘、鄂、赣三省毗邻的数县。因其在湖南省内主要是流行于岳阳地区，故在 湖南花鼓戏流派中定名为“ 岳阳花鼓戏”。清代嘉庆《巴陵县志》就有在巴陵 一带农村演花鼓戏之盛的记载。
从音乐来说，岳阳花鼓戏主要声腔叫 “琴腔”。 “琴腔”曲调有[单句子]、[夹句子]、[梦调]、[阴调]、[哀调]等。其他民歌小调如[思夫调]、[相思调]、[闹五更]、[十绣]、[回门调]、[十杯酒]、[梅花引]等，常穿插其间使用。无论“琴腔”还是“川调”弦子，都以 花鼓大筒等弦乐伴奏，其发音沉郁淳厚。岳阳花鼓戏和长沙花鼓戏第二种声腔都叫“锣腔”。“锣腔”也叫“打锣腔”即演唱时用锣鼓伴奏，不托管弦、人声帮腔。岳阳花鼓戏“琴腔”约于清末流传至湖北的通城、崇阳等地，因为音乐同源，语言相近，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据说是因与早先流行语当地的天沔花鼓戏区别开来，故改称其为 “提琴戏”。
岳阳花鼓戏拥有丰富的剧目资源，其中传统剧目123出。《补背褡》、《恩夫》、《大碑塘洗澡》、《十送》、《雪梅教子》、《三子争父》等剧目长期以来在舞台上盛演不衰。在历来重大的汇演中，岳阳花鼓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56-，《补背褡》一剧晋京演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与深情勉励。此后，分别有《艾多事坐堂》、《洞庭春》等一大批剧目参加各级汇演，荣获多项奖励；剧团还先后为朱镕基、王首道、毛致用、刘正等领导和众多贵宾，外宾作多次专场演出，倍受褒扬。
岳阳花鼓戏不仅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更由于其根植于岳阳民间本土，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艺术信息，成为我国地方戏曲宝库中的珍贵财富。[4]
永州花鼓戏
永州花鼓戏又称零陵花鼓戏，是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一。 旧称花灯，或名调子，由祁阳花鼓灯和道州调子合并而成，民间歌舞为其繁衍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初祁阳花鼓灯艺人来零陵，组建了剧团。后来道州调子艺人加盟其间，形成了祁阳花鼓灯和道州调子的合流。1956年，正式定名为零陵花鼓戏。过去，祁阳花鼓灯使用祁阳方言演唱，现已逐渐融合，使用永州官话为其舞台语言。永州花鼓戏的源头，分别来自祁阳花鼓灯和道州调子。而祁阳花鼓灯又来自 两种不同的歌舞演唱形式。在前， 一旦乘车在后，有锣鼓管弦伴奏，载歌载舞，又称为“对子调”，或称“对子花鼓”。二是源于巫师的“出脸子”。
祁阳有这种风俗，为求人畜平安，在立冬前要请巫师唱“庆神戏”，村村如此。 庆神时，巫师戴着木雕的假面具演唱，开始是两人演唱，一人击鼓，一人坐唱。后来演员增至6人，都戴假面具，装扮判官、小鬼、土地公、土地婆、王母、笑和尚等角色，载歌载舞，相互对唱或独唱。大约在民国初年，开始与花鼓灯同台演出。在长期的同台演出中，庆神对花鼓灯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影响，花鼓灯艺人也有由巫师出身的。道州调子则源于民间的“戏狮子”的歌舞演唱。也是每年的正月，农村人都要演唱“狮子大调”，先舞狮子，再耍武术，最后由一丑一旦唱“对子调”，由此逐渐发展为情节简单的“狮子戏”。这种“狮子戏”便是道州调子戏的前型。其代表性的剧 目有《云南寻夫》、《打安徽》、《赶子牧羊》、《萝卜劝夫》、《三看亲》、《假报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编创了40余出现代戏，改编整理的传统戏有近20个。其中《云南寻夫》、《红娃》、《月明心亮》、《响姑》等，曾先后参加省里的戏曲汇演、调演，获得好评。另外，还移植演出了现代戏100余个，历史戏近40个。[5]
衡州花鼓戏
衡州花鼓戏，是一种流行于湖南省湘南地区的民间小戏剧种。 各地的名称不同，在衡阳、衡南、耒阳、常宁一带称之为“马灯”，攸县、茶陵一带称为“地花鼓”，安仁一带称为“花灯”，永兴江左一带也叫“花灯”，江右则叫“唱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称为衡剧，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命名衡阳花鼓戏。1983年编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时定名衡州花鼓戏。
衡州花鼓戏起源于明嘉靖年，形成于清中时期，各种史志均有详细记载，距今已有近200多年。是一种流行于湖南省湘南地区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最受人民喜爱的地方戏剧种。早期在衡阳、衡南、耒阳、常宁一带称之为“马灯”，攸县、茶陵一带称为“地花鼓”，安仁、永兴一带叫“花灯”，台湾一带称为“衡阳花鼓”，各地的名称不同。
1983年编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时定名为衡州花鼓戏。 衡州花鼓戏主要以衡州地方方言为舞台语精心提炼而形成的湘南花鼓戏独一流派。声腔基本以“唢呐牌子”和“川子调”为主，音乐以活泼、开朗、高亢、激昂著称，热情奔放、载歌载舞、山歌浓郁的表演形式是衡州花鼓戏的基本艺术特点。衡州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有165出之多，小型剧目有104出，中型剧目有35出，大型剧目26出，各种剧本通俗易懂，杂用土语乡音，生活气息相当浓郁。因地制宜，各县专业剧团的舞台语言一般采用地方官话，丑行仍以衡阳官话为主。演出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在“三小”行当中尤以“丑行”为首。
邵阳花鼓戏
邵阳花鼓戏，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一，主奏乐器为“花鼓大筒”。近三百年来，广泛流行于湘西南和湘中大地，以及滇黔要道，该剧种发源于邵阳市（旧宝庆府），是在民间“花鼓灯”、“走马灯”和“打对子”等多类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邵阳花鼓戏的行旦由初期一旦一丑的对子花鼓，如《打对子》《摸泥鳅》《磨豆腐》等，发展到具有人物矛盾和故事情节，且歌、舞、科、白俱全的“三小戏”，如《打鸟》《送表妹》等，到清末民初时期，邵阳花鼓戏开始进入生旦净末丑的“多行旦”阶段，逐渐步入剧种形成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是邵阳花鼓戏产生和积累剧目较多的旺盛期。现今流传和继承下来的有《刘海戏金蟾》《七仙姑下凡》《金钏会》《韩湘子服药》《桃源盘洞》《赶子牧羊》《二嫂子回娘家》等一批大型剧目。
邵阳花鼓戏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其诙谐、活泼、高亢、浓烈的演出风格深受广大城乡观众所喜闻乐见。其音乐在湖南花鼓戏中以唱腔丰富/曲牌众多而独具艺术特色，且形成了以川调类、牌子类和小调类三种音乐声腔形式融合一体的自身音乐体系，有些曲调已初具板式形态。
邵阳花鼓戏的表演形式与风格在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中曾有以王佑生、李鸿钧、石伯胜、赵凤鸣、赵凤仙为主的东路；以陈明生、谢宝珍为主的西路；以张卓元等人为主的南路之分。
1950年经市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组成了“邵阳农村实验楚剧团”，1954年正式更名为“邵阳市花鼓戏剧团”，其后，三路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音乐唱腔的老艺人都汇集到该团，至此，邵阳花鼓完成了三路合一的艺术融合阶段，形成了邵阳花鼓戏在湖南花鼓戏中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
邵阳花鼓戏的音乐，孕育于当地的山歌和民间小调。又受到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祁剧音乐的影响。共有560多首曲牌，分为川调、走场牌子、锣鼓牌子、小调4类。走场牌子、锣鼓牌子具有轻松活泼、热烈欢快的特色；川调则高亢激越；数板、垛子如说如诉；民间小调和丝弦小调丰富多彩、地方风格很浓。其过场音乐，可分为民间吹打乐和丝竹音乐两类。打击乐受祁剧影响较大，锣鼓点子基本上同于祁剧，但又有变化，演奏风格更加花俏和细腻。
常德花鼓戏
常德花鼓戏，湖南花鼓戏六大流派之一。主要流行于常德、桃源、汉寿、临澧、大庸、慈利一些地方。它源于民间的“采茶灯”、“车儿灯”，清末流入城市。宣统年间《长沙日报》就有常德禁“花灯*戏”的记载，正因为此，才迫使后来花鼓戏班与汉班合演，在合演中直接受到常德汉剧的影响。解放前，不少花鼓戏艺人学汉剧，入汉班，演出常是花鼓、汉调“两下锅”，当地称这种班子为“两抡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常德的音乐也是“川调”、“打锣腔”和“小调”。主要剧目有《林英观花》、《跳粉墙 》、《拣菌子》、《双下山》以及解放后改编的《尤二姐之死》。新编现代戏《山村兽医》。
湖南花鼓戏除声腔音乐外，不少传统剧目是从汉剧搬过来的，据说有几百个，如《宋江杀 惜》、《梅龙戏凤》、《关王庙烧香》、《槐荫送子》、《清风亭》、《赶潘》等。
益阳花鼓戏
益阳花鼓戏，俗称益路花鼓，是形成于益阳本土的花鼓戏。这一路花鼓戏，历史悠久，影响很大。清·同治元年（1862）就有赵松山、赵兰山兄弟组建的职业班社大兴班。之后，花鼓班社在益阳一带比比皆是，官厅视为洪水猛兽，四处悬令禁止，光绪十五年，在益阳茈湖口就立有“永禁花鼓”的石碑。然禁者自禁，演者自演，一种新的艺术形成与发展非一块石碑所能阻止。1943年，日寇逼近益阳，益路花鼓的宝和班毅然成立“益阳楚剧抗敌宣传队”，自编自演了《中秋诱敌》、《姑嫂上坟》等抗敌剧目，并赴常德、桃源慰劳前线将士，为益阳戏剧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59年元旦，益阳市花鼓剧团整理演出的《生死牌》，晋京演出于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周总理、贺龙等中央领导亲切地接见演职员，并合影留念。艺术大师梅兰芳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赞扬该剧的演出。
1960年益阳市花鼓戏剧团又参加湖南省支边慰问团，到云南昆明、红河、西双版纳等地慰问演出，将益路花鼓传送到祖国的西南边陲。1989年，益阳市花鼓戏剧团的现代戏《风暴过洞庭》代表湖南省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广州片演出。益路花鼓戏的主要声腔有[益路川调（弦子腔）]、[八同牌子]、[老辞店调]（打锣腔）等，剧目多为正、悲剧，如《芦林会》《清风亭》《赶潘》等。
益路花鼓作为重要艺术流派，2008年已被列为省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
湖北花鼓戏
湖北各地花鼓戏、采茶戏、灯戏、杨花柳等剧种的统称。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湖北花鼓戏的起源于清朝中期，流行于湖北 沔阳、天门一带，是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载歌载舞、无伴奏的乡土戏曲，原习称“花鼓子”。
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三大剧种（即楚剧、汉剧、花鼓戏）之一，发源于沔阳东荆河一带，形成于清嘉庆年间，后流传到天门、潜江、监利、汉川、京山、钟祥、荆门等地， 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俗称“花鼓子”，曾称沔阳花鼓戏、 天沔花鼓戏，亦称 “中路花鼓戏”。是明末以后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声腔和表演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乡土戏曲，流行于江汉平原，延及邻近鄂南、湘北等地。
荆州（沔阳）花鼓戏演出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清道光年间，大体经历了尚未形成“剧”的“田园时期”、初具戏剧形态的“草台时期”、引入丝弦伴奏的“丝弦时期”、文革十年的“消退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鼎盛时期”。
21世纪前后，荆州花鼓戏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危机，发掘、抢救和保护荆州花鼓戏，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荆楚民间文化艺术，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黄陂花鼓戏
黄孝花鼓，是自清中叶至1926年之间流行于湖北黄陂、孝感一带的花鼓戏，原名为“西路子花鼓”，因多在春节后玩灯时演出，故又名“灯戏”。最早由民间的划采莲船、踩高跷、打架子鼓等艺术形式演变而成，其发展到1926年改称“楚剧”。“黄孝花鼓”自起源到成为黄孝地区一种正规的地方剧种的100余年的历史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以黄孝地方语言为说唱形式的小戏，走过了它曲折艰难的道路。楚剧的原生态戏曲，简易道具，简单服装，演出不受时间、场地、人数的限制，演唱自由，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
“黄孝花鼓”约起源于清道光年间，有黄梅县紫云山、 龚平山一带的茶农，由两人扮为一丑、一旦踩高跷演出的歌唱形式流传到孝感、黄陂两县。1882年前后，黄陂、孝感两地的民间艺人受黄梅采茶小戏的影响，以踩高跷的形式，一边行进一边唱小调。继之乃去跷而走平地演唱，后来演出者又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物进行演唱，并由单人演唱变为男女对唱和五至七人演唱，接着又配之以锣、鼓形成表演故事的“打锣腔”，为典型的“黄陂腔、孝感调”。这时的“黄孝花鼓”也只是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角的“三小”土戏。一班三五个演员兼打击乐、打击乐兼帮腔（无弦乐伴奏）。 后来兴“挂彩”，即着戏装和化妆，但服装简易，多是借新娘子的新衣新裙，化妆也只是搽宫粉抹胭脂，旦角头上开始出现“包青纱”现象，这就是后来楚剧旦角“包头”的由来。
黄孝花鼓戏有着深深的艺术魅力。由于黄孝花鼓具有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等民间小戏的固有特色，其演唱剧目又多取材于演员和观众身边的农村生活和民间传统故事，加之语言质朴、口语化的唱腔、词句通俗易懂、演员表演真切自然，令人有百看（听）不厌之感，因而拥有广大观众。过去黄孝一带，无论是农村的放牛娃还是乡镇的手艺人，都能有板有眼地哼上几段花鼓戏的讶腔，所以，黄孝花鼓其演唱范围逐渐扩大，由农村的草台庙社扩大到城镇的茶园、会馆、戏院。清末，孝感城里的九街十八巷分布有七座庙观、三座会馆和著名的“六也茶园”。这些地方的戏搂上都留有黄孝花鼓戏艺人的足迹。
豫南花鼓戏
豫南花鼓戏主要孕成于今光山县，因而又称光山花鼓戏。它是由豫南民间小调、山歌、歌舞、小戏并融合楚剧、黄梅戏唱腔，吸收汉剧、曲剧的艺术特点，逐渐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剧种。豫南花鼓戏演出，人员省而精，演员一专多能。道白分3种：一是韵白；二是口白，采用土语乡音，类似家常用语；再一种是数板道白，多由丑角采用，语言幽默风趣。
1953年，光山花鼓戏《夫妻观灯》参加中南大区汇演并被评为优秀剧目。随后到中南海怀仁堂作汇报演出。受到当时在场观看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表扬。1989年省文化厅曾在光山县举办了大型研讨会，有省内外60多名专家参与研讨，由于豫南花鼓戏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如今，仍有业余文艺团体活跃在当地。
浙江花鼓戏
桐乡花鼓戏
桐乡花鼓戏，是用桐乡乡音同调歌之的滩簧小戏剧种。 查其来源，一说是从宁波、余姚方向的鹦哥班传来；二说是从长兴、湖州方向的湖滩传来；三说是此戏常在农民采摘桃李花果时演出，所以名为花果戏。经把花鼓戏的三种曲调与湖剧、锡剧等滩簧剧种对照(特别是湖剧的本滩、春戏两调对照)，第三种说法比较可信。明清《南浔镇志》和《双林镇志》对花鼓戏也有记载。《中国戏曲发展纲要》(周贻白著)在《滩簧》一节中说：“湖滩受上海东乡调及常州滩簧的影响，搭台演唱的名为花鼓戏。”故桐乡花鼓戏与湖剧、锡剧同源。
桐乡花鼓戏主要演员有沈叙发、浦炳荣、屈娟如、黄娟秋、高如英等。名丑沈叙发浑身笑料，妙趣横生。他在台上一跺一指、一瞪一睨、一言一词，无不令人捧腹，人称冷面滑稽。他在演《卖草囤》一折中连唱几十句“大来文”(自夸)，字正句清，观众呼好之声不绝。他1959年死于整团时。1959年前，剧团通常只演小戏。1959年后，逐渐发展到演大型戏，但每场仍加演一出传统小戏。有时也演专场。演出剧目有《卖草囤》、《还披风》、《借黄糠》、《磨豆腐》、《李三娘》、《陆雅臣卖妻》。
平湖花鼓戏
平湖花鼓戏又称“西乡花鼓戏”，最早形成于清乾隆年间，据传是在棉农采摘棉花的劳动中产生的。明清时，平湖普遍植棉，广陈、新仓、黄姑、全塘一带的棉农在劳动中口头创作了大量的拓花山歌、采花山歌。民间艺人把这些歌谣改编成有故事情节的段子，用胡琴伴奏演唱，形成了花歌调，此即花鼓戏的雏形。后来，花歌调发展为双档双琴对子戏，琴师兼演员，角色在戏里戏外跳进跳出，曲调和内容可随时根据听众需要进行调整，称为“立地变”，表演形式如同曲艺。清末民国初，表演开始有鼓板介入，并有演员化装表演折子戏，逐渐成熟。从对子戏发展到同场戏，伴奏增加了小锣、笛子，但每个戏班也不过五六人。
平湖花鼓戏用平湖方言演唱，唱词通俗易懂，人物塑造简单，艺人忙时务农，闲时唱戏，表演方便，所以受到农民的喜爱。演出服装简单，不化装，艺人束一根腰带，腰间吊一把胡琴，边拉边唱。表演形式自由轻松，由两个人上场，一人敲鼓板，一人拉胡琴，一个唱男，一个唱女。早期的表演场地多在田间地头的秆棵墩边、绝户人家的荒宅基上、各处庙会的空地，称为“立白地”。新中国成立后，花鼓戏艺人才可以进茶馆演唱。
平湖花鼓戏有大小剧目八十个，其中《酒壶记》（《平湖奇案》）、《朱砂病》（《乍浦轶事》）描写平湖情事，具有地方特色。曲调有“长腔”、“绣腔”、“三腔”、“凤凰头”、“凤凰尾”等三十余个。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变换曲调，这也正是花鼓戏与正统戏剧的区别。 19世纪中叶是平湖花鼓戏的兴盛期。民间谚称：“少年不看花鼓戏，老来死在干枯里。”当年享有盛名的艺人有唐大阿法、三先生、黑阿桂、杨大先生、小驼子、陆双福等人。辛亥革命前后，平湖较有名的花鼓戏班有“张挨老”、“高桂生”、“李顺元”等三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湖花鼓戏衰落。1956年，文化部门在前港乡发现已回乡务农的花鼓戏老艺人林剑荣、林三观，重新组织其演唱。1959年平湖花鼓戏演出队成立，隶属于县曲艺团，活动至“文化大革命”时结束。1979年成立花鼓戏小组。至1987年，平湖花鼓戏艺人仅剩一人。平湖花鼓戏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目前，平湖花鼓戏已引起当地政府部门的重视，正积极进行抢救性挖掘。
相关院团
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邵阳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资兴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永州市零陵花鼓戏剧团（永州市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益阳市赫山区花鼓戏剧团、望城区花鼓戏剧团、宁乡市白马花鼓戏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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